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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祖传老中医也需要资格认证

张泽民走来,身上有淡淡的中药味道。诊室只有二十来平米,没有血压计、听诊器和检查床,中药柜占了一半地方。二十多面锦旗、匾额围满了这个小屋子,都是患者送的。

这位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的中医,今年已62岁,从没在医学院校接受过专业学习,是不折不扣的“土郎中”。

像张泽民这样获得地方性行医许可证的“土郎中”,目前运城有535名。

今年7月1日,中医药法正式实施,其中规定: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经多年实践、医术确有专长人员,由至少2名中医医师推荐,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,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;进行执业注册后,便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。

这正是这部立法历时33年的法律引人瞩目之处:备受争议的民间中医,可通过“一技之长”的考核通道,获得行医资格。

“这个条款的出台,可能和运城试点有关。”运城市原卫生局(即目前的卫计委,同下)副局长田康立告诉记者,运城是全国最早为民间中医“松绑”的城市。

“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”

张家祖上以治妇科病为生,曾当过明朝吏部医官,传到张泽民,已是第19代。12岁,他就能熟背中医经典《汤头歌》;15岁就随父亲看诊。祖传秘方没有书面记载,全靠父亲口传心授。一个方子摩挲百十遍,直到30岁才渐觉入了门。

这正是民间中医的普遍写照:没有现代医学的专业背景,没有经过全国通行的医师执业考试,凭着祖传医术和经验摸索行医,与现代医学背道而驰。

和张泽民一样,运城解氏中医烧伤外科医院院长解春红也是家传医术,祖上以治疮疡出名。

目前,运城13个县市共有民营医疗机构两百多家,其中近八十家为中医医院。田康立介绍,运城民间中医保守估计约有1600人,这包括2008年和2010年的五百多张“地方粮票”,以及2015年起依据原卫生部52号令获得师承和确有专长资格证的约八百人,也包括一小部分无证行医者。

这座位于晋南的地级市,常住人口五百三十多万,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悠久,中医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历史传承。

1970年代初,运城就举办过“赤脚医生训练班”“西医学中医班”。田康立回忆,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民间中医向全国各地寄药,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成了常景。也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,全国多地批准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。1989年,为加强对这批人员的管理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要求对他们进行复查审核。经复核合格的,可在当地县区范围内开业。

“运城当时对民间中医的行医是认可的。”田康立说。1992年,张泽民获得了运城市卫生局颁发的“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”。这也是运城最早一次为民间中医发证。在张泽民的印象里,报名不用书面证明和推荐信,也没有从医时间的限制。“主要看口碑,县里卫生局调查一下,就通知我去考试了。”先考了中医理论和技术知识,合格后再进行临床考核。

没人敢“吃螃蟹”

1999年,意外落在了“张泽民们”的头上。这年5月,执业医师法实施,学历成为行医的重要门槛。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,必须具有医学本科、专科或中专学历。

没有执业医师证,就是非法行医。张泽民此前获得的“个体行医兼营药品许可证”“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”等“地方粮票”也没了合法地位。他终日惶惶,诊所招牌不敢摆了。县卫生局经常突查诊所,被罚款的次数多了,他赌气烧掉了吃饭的家伙。

在田康立看来,当时是一场全面打击无证行医的行动。1996年,他开始担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,分管医政工作。他是学西医出身,把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画上了等号,觉得自己是在“为民除害”。其间,因为一位患者的话,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民间中医,倾听患者意见。“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,也深受百姓认可,一味取缔并不合适。”

在田康立的推动下,2004年7月,运城市卫生局向山西省卫生厅申请试点,试图解决民间中医的身份问题。4个月之后,山西省卫生厅下发便函,同意运城成为“山西省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”。

当时,执业医师法中,对于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,并没有“一棒打死”:经医疗保健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,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。但实际上,既没有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,也没有相关部门组织。

一开始,运城没有激进地全面铺开试点。运城市卫生局先是给两个县发了试点文件,但没人敢“吃螃蟹”。两年过去,试点没有任何进展。

无奈之下,2007年,该局将全市1635名中医临床人员集中,以中医院校本科毕业的水平命题,进行摸底考试。结果发现,年龄越大的民间中医,分数越低。当时,芮城县七十多岁的民间中医王根锁号脉抓药有口皆碑,考试却只得了7分。

“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,没有坚持只考传统基本理论。”田康立反思。为此,他们进行调整。几番辗转,2008年7月,运城市卫生局最终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。次年,第二批272人获得了“地方粮票”。两批的试点时限定为5年,5年后审核换证。

颁证之后,运城市卫生局“约法三章”——中医诊所和药品一律不打广告;每天就诊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;中医诊所不准用西医的办法看病。卫生局还组织培训班,召集持证者学习法律法规。

当时,对于民间中医的窘境,国家并非没有行动。2007年,原卫生部出台了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》(以下简称52号令)。2010年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《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工作方案》。2015年,广东、安徽、甘肃等地陆续开展了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的试点考核。

2015年起,运城按照52号令,总共发出约八百张证书。这一批人员取得了参加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。

评估主靠“群众口碑”?

一晃13年。今年7月27日,在接受采访时,运城市卫计委副主任范建国是极少数持保留态度的。“有很多经验,但更多的是教训。”

2017年上半年,他到稷山县一家诊所考察。一名七十多岁的老汉痴迷炼丹四十多年,也获得了“地方粮票”。他自称家传的炼丹技术始于清朝,已治疗了数千例患有痛、疽、疔、外伤感染不能愈合的患者。

“丹药中的汞、铅等重金属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吗?怎么去毒?”范建国疑惑。

老汉不以为然:“这些物质进入人体,一发生化学反应就没了。”

“那你做过试验吗?”

老汉回答,炼丹属于经验疗法,“不可能像西医那样数字化”。

范建国提出查看病历资料,老汉为难。“看了几十年,连一份病历都拿不出?”当着县领导的面,范建国当场表态:诊所立刻暂停营业。

田康立告诉记者,2007年考试报名时,申请人必须提交10份中医病历,以证明诊疗技术安全有效。但疗效评估更多有赖“群众口碑”,“县里肯定推荐有效果的,江湖骗子一般远离这个体系,我们不会熟悉”。

“疗效评估需要一定样本量的统计。”上海中医药大学原中医基础学院院长李其忠说,经验案例、病人自述都不能当成确有疗效的证据,“若用其他方法或方药治疗,可能病好得更快”。

62岁的芮城县东张村大夫董允荣也是首批获证的。他回忆,2007年报名时,他向县卫生局提交了几份病例资料,由卫生局审核。

35岁前,董允荣是木匠,在村里开了家具厂,没事就自学中医。2000年村里“电改”,半年无法正常供电,木匠活被迫暂停。这一年,因为抓药治好了妻子的水肿,找他看病的乡亲越来越多。

不过,像董允荣这样毫无医学背景的人员涌入,让专家们担心。

“起码是个医学大专或中专,再师承教育一下。”成永明说。

成永明是广东省中医院教授,擅长蜂疗。2015年,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师承项目找到他,请他帮忙带几个民间中医。当时,广东省内好几家中医院的专家都去了,成永明却没答应,理由很简单——报名者没有医学背景。“民间养蜂人,自己养的蜜蜂抓来就给人治病,这很不靠谱,搞不好会中毒。”

“宽进严管”还是“严进严管”

今年6月20日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)。在此之前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到运城调研。座谈会上,民间中医派的观点是“宽进严管”,甚至有人提出:只要有2名中医医师出具跟师学习证明,直接发证。

“怎么能这样呢?太不严谨了!”范建国当场反对,“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,可不是扶持坑蒙拐骗。中医队伍也要讲科学,必须严进严管。如果是江湖术士,坚决取缔。”

范建国告诉记者,借着中医药法颁布及之后民间中医考核细则的出台,运城此前的“地方粮票”将全部作废,按照新的细则重新考核认定。

有人提出“老人老办法,新人新办法”,但范建国坚持认为,人命关天的事必须严谨。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草草办事了。试点10年了,如果还通不过考核,说明你真的水平不行。”

按照《征求意见稿》,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、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的,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——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5年,掌握独具特色、安全有效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法,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;由至少2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(其指导老师除外)推荐。

民间中医的资质之所以成为焦点,在于手段拙劣的中医“大师”层出不穷。今年6月,普通“群众演员”刘洪滨以“御医世家传人”“苗医传承人”等多达9种身份,代言虚假医疗广告,夸张程度令人咋舌,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。

“外界总防着中医,怕字当头。”田康立则觉得,真正的传统中医,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——徒弟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,每天学完手艺,要帮忙打扫卫生,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。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,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逐出师门。

坏了规矩,就要受罚。16岁那年,王根锁磕过头,拜了河南灵宝县一家中药铺掌柜为师。平日里炮制中药,稍稍炒过了头,师父的毛巾就劈头盖脸地抽上来。“炒焦了或是炒到八成都不行,药效会有问题。”

今年7月26日,84岁的王根锁见到记者时,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。“师父的父是哪个父?好多人不注重这个,写单立人那"傅",改修车的了,瞎写。”王根锁说,“我是他徒弟,那是我父亲。”南方周末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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